解读TGC：2023绿色低碳产业园区发展白皮书

园区为什么是双碳工作的关键抓手

材料一开始就把园区的分量摆了出来：我国有各类产业园区15000多个，其中国家级和省级工业园区约2500家，而大量园区仍存在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情况。园区既是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承载，也是企业集聚发展的核心单元，所以园区的绿色低碳转型直接关系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成效。

从政策脉络看，我国对园区的绿色化改造并非始于双碳目标。从生态示范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园区、低碳示范园区、绿色园区到近零碳园区，不同阶段示范园区的管理目标虽有差异，但积累了大量低碳发展经验和做法，为下一步发展碳中和园区提供了参考和支撑。

四类零碳园区，概念各不相同

材料对零碳产业园区给出了明确界定：在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系统性融入“碳中和”理念，综合利用节能、减排、固碳、碳汇等多种手段，通过产业绿色化转型、设施集聚化共享、资源循环化利用，在园区内部基本实现碳排放与吸收自我平衡。这个定义强调的不是绝对零排放，而是自我平衡。

在此基础上，零碳产业园区被划分为四个类型：循环经济工业园通过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途径改造产业系统，建立“产业链”的工业共生网络；生态工业园区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等交流形成各成员互相收益的网络，使园区对外界的废物排放趋于零；低碳工业园区以降低碳排放强度为目标，以产业低碳化、能源低碳化、基础设施低碳化和管理低碳化为发展路径；近零碳排放示范区则要求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高水平建设的同时，实现区域碳排放趋近于零。

政策如何一步步把园区推向零碳

材料梳理了一条清晰的园区低碳政策演进线。早在2010年，《关于在国家生态示范园区中加强发展低碳经济的通知》就指出要在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和发展中将低碳经济纳入园区重点建设内容。2016年，《“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提出将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扩充到80个。

2021年是一个关键年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建设绿色低碳园区，并选择100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市和园区开展碳达峰试点建设，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对试点城市和园区给予支持。同期印发的《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将提升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循环化水平作为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

2022年3月，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推进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区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的通知》，提出以产业优化、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宣传推广、项目示范为抓手，在“一园一特色，一园一主题”的基础上，形成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方案和实施路径。

示范作用：转型升级与生态改善两手抓

双碳园区的建设，是对园区产业优化、空间布局、基础设施、能源利用、资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领域的改造和升级，是绿色发展理念、低碳科技和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实践。材料从两个层面说明了它的示范作用。

一是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双碳园区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改造存量、构建增量，推动传统产业向产业绿色化、智慧化转型，引入绿色低碳产业（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等）企业。同时，双碳园区变革粗放的能源利用方式，催生综合能源服务、能耗管理与监测、碳资产管理等新业态。

二是助力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材料指出，部分产业园区存在管理机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科技监管手段不完善、规划环评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衔接不到位等问题，园区成为各级生态主管部门的重点监管对象。双碳园区围绕政府、运营方、企业、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和第三方服务机构等聚合形成生态治理合作平台，在服务绿色产业落地、园区治理、执法监督、精细化管理等方面得到显著改善。

园区转型绕不开的几道坎

材料把园区面临的主要挑战归结为几个核心问题。首先是如何平衡控排与生产的关系。遏制双高产业产能盲目扩张、推动落后产能退出是趋势，但煤炭、原材料等成本上升也给高耗能企业带来更大成本压力。以钢铁行业为例，短流程生产工艺吨钢碳排放虽然比长流程减少50%以上，但短流程生产的吨钢成本比长流程高几百元，如何通过低碳改造实现成本收益平衡，让生产企业面临经济效益与双碳目标的衡量与选择。同时，园区管委会或园区运营企业与园区内企业间并没有严格的监管关系，部分企业的用能成本是核心数据、保密性高，园区运营方如何实时获取能源消耗数据又符合企业保密要求，需要协商共识和数字化技术支撑。

其次是管理幅度和难度的问题。园区参与主体逐渐复杂，公共基础设施、能源电力设施数量增多，资产日益庞大，

。随着分布式新能源接入、电力电子元件应用比例提升，配网侧的电力潮流方向将发生改变，电压分布、谐波等影响配网电能质量，新能源的波动性和终端用电的无序性，使得园区微电网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风险陡增。

第三是规划与执行的无缝链接问题。转型零碳园区需要投资分布式电源、储能、能源管理系统等设备与系统，园区及企业往往面临投资是否算得清、算得准、算得优等多重考量，同时仍缺乏较好的融资渠道。园区管委会或运营单位本身并不具备专业的碳中和改造和项目管理经验，而园区低碳转型涉及设计、建设/改造、运营、维护不同阶段，涉及新能源设备、储能设备、电气设备、水处理、供冷、供热等多个不同厂商，对接难度较高，急需一套完整的低碳转型解决方案和整体服务商。

零碳园区的四大特征与产业链构成

材料提出，符合“国际零碳产业园标准”的零碳产业园将具备四大特征：构建零碳能源供给体系，推动零碳产业和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具有智能物联管理内核，以及为区域创造低碳转型动能。具体来说，风光储氢结合智能电网可以给园区提供零碳能源；园区要汇集规划生产零碳产品，并运用最新的零碳科技孵化它；园区需要具备智能的基础设施，从物联网到智能工厂、智能交通、智能建筑成为一个系统；同时不仅要为园区制造零碳产品，更要为地方区域推动低碳转型、培养绿色人才梯队。

从产业链角度看，我国碳中和产业链核心产业架构从碳排放到碳吸收大致可划分为三部分：前端为能源替代，调整能源结构，用低碳替代高碳、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中端为节能减排，包括产业结构转型、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加强低碳技术研发及完善低碳发展机制等；后端为碳吸收，增强资源循环利用水平，落实生产者责任制度，促进资源回收再利用，并加强生态碳汇。碳交易作为碳中和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其基本原理是合同的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买方可以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现其减排目标。

发展路径：从减碳、增汇到碳交易

材料把园区温室气体排放归纳为工业生产、能源供应、建筑和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废弃物处理等部门，指出“零碳”或“碳中和”园区的标准是实现“产碳”和“消碳”之间的平衡。减少碳排放，需要能源供给侧的深度“脱碳”，以及工业、交通运输、建筑等领域的清洁化电气化。

在增加碳吸收方面，负排放技术不可或缺。材料引用美国国家科学院报告指出，造林/再造林、森林管理的变化、农业土壤的吸收和储存以及生物能源与碳捕获和封存（BECCS）这4种负排放技术已准备进行大规模部署。碳汇指通过森林、草原、湿地等保护修复措施增加对温室气体的吸收，中国森林生态系统贡献了约80%的固碳量，我国森林覆盖率最大潜力有可能达到28%，对应森林碳汇约22.7亿吨。

在碳交易方面，材料回顾了中国碳市场的建设路径——从试点市场向全国统一市场过渡。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将北京、天津、上海等7省市列为碳排放试点地区。2020年底，生态环境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启动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根据全国碳市场总体设计，最终纳入的高能耗行业有电力、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民航等8大行业，其20个主要子行业中，近7500家企业都将纳入，碳市场控制的碳排放总量约为67亿吨，约占全国碳排放量的72%。

以“产城融创”打造园区新模式

材料提出以“产城（乡）融创”为抓手，打造园镇一体化碳中和产业范示区。所谓“产城创”融合发展，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实现产业、城市和创新的协调融合，形成产业、城市和创新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具体包含四个层次：产业园区化，集群发展、聚力成长；园区城市化，共享资源、服务平台；城市现代化，以城兴产、支撑产业；产城一体化，高度融合、持续发展。

在“产”的层面，材料提出打造产业生态，促进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淘汰落后产能，推动建立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新型产业集聚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在“城”的层面，强调以市场力量为主、政府推动为辅，兼顾双碳工作的经济性和社会性，并给出加强顶层设计、强化要素支撑、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低碳改造、构建零碳园区指标体系等建议。

在“融”的层面，材料提出创新金融服务，充分发挥园区管委会的公共服务职能，多渠道统筹资源，探索引入社会资本。2021年3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明确“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要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在“创”的层面，聚焦绿色低碳电力装备、新型电力系统、新能源汽车及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领域，推动企业布局建设一批原创技术策源地。

粤港澳大湾区的碳中和探索

材料最后把视角落到粤港澳大湾区。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约12.6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GDP的11%，人均GDP达到2.25万美元，高于长三角的1.8万美元和京津冀的1.35万美元。作为中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先行地，广东和深圳分别是全国首批国家低碳省市，广州和中山两市分别入选第二批和第三批低碳城市试点。

但大湾区也面临现实的排放压力。2020年，大湾区11个城市碳排放总量达4.2亿吨，占全国总排放的4%。

。从能耗强度看，粤港澳大湾区能耗强度为0.24吨标煤/万元人民币，高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从能源消费结构看，以广东省为例，2020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3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为此，材料提出大湾区需要采取多维策略引导城市碳中和：强化总量与指标约束、能源结构清洁化、产业结构低碳化、交通体系绿色化、碳汇空间优质化。材料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有望成为中国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标杆。

这组数据勾勒出园区转型与碳市场的整体规模。全国各类产业园区超过15000个，其中国家级和省级工业园区约2500家，但大量园区仍存在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情况，转型需求迫切。碳市场方面，最终纳入的高能耗行业有8大行业，20个主要子行业中近7500家企业都将纳入，碳市场控制的碳排放总量约为67亿吨。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字是碳汇潜力。中国森林生态系统贡献了约80%的固碳量，我国森林覆盖率最大潜力有可能达到28%，对应森林碳汇约22.7亿吨。这说明在减少碳排放之外，增加碳吸收同样有可观的空间，尤其是通过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目前我国碳汇造林项目已具备从育苗、栽种、设计到养育、监测的全产业链实施能力。

粤港澳大湾区2021年经济总量约12.6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GDP的11%，人均GDP达到2.25万美元，高于长三角的1.8万美元和京津冀的1.35万美元。但经济活力背后是排放压力：2020年大湾区11个城市碳排放总量达4.2亿吨，占全国总排放的4%。 从能耗强度看，粤港澳大湾区为0.24吨标煤/万元人民币，高于纽约湾区的0.14、旧金山湾区的0.15和东京湾区的0.09。粤港澳地区人均能源消费量为3.7吨标煤，接近东京湾区（4.4吨标煤），仅相当于纽约、旧金山湾区的1/3。材料指出，自2005年以来大湾区碳排放增长低于经济增速，2015—2018年由于能效水平进一步提升和电力系统脱碳，大湾区碳排放甚至出现下降趋势，与经济增长呈现强脱钩态势，但2019年以后随着经济复苏，大湾区排放又有所增长。